2008年11月19日，雾。

雾是后半夜起的。先漫上河滩，再爬进公路沟，到天亮的时候，把整个城关镇都含在嘴里了。街两边的人家开门做早饭，烟囱里的烟升不高，斜斜地贴在雾上。有人在门口漱口，含含糊糊地说，今儿咋不开眼。

何秀兰家的铺子在老菜市南头，三间门脸，门口一块白漆木牌，四个字：秀兰商店。进门是货架，油盐酱醋、散装糖、冰柜里躺着几根雪糕和火腿肠；后头一间搁缝纫机、案板，角落里支一张单人床。何秀兰三十六，头发用黑皮筋挽在脑后，蓝布围裙上满是划粉印子。她十七岁跟她娘学的裁缝，嫁过来那年，陪嫁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，上海造的，她娘擦得比嫁妆箱子还亮。白天看店，晚上缝活，一条裤子五块，换拉链两块。

那天早上她擀的面条。方德海吃了两碗，揣上货单，骑摩托去县城批发部拉货：盐、酱油、两箱方便面、二十斤散糖。货单是头天夜里写的，压在柜台玻璃底下，玻璃底下还压着一张照相馆拍的全家福，豆豆坐在她腿上，鞋跟翘着。

豆豆四岁九个月，大名方远，除了户口本上那一行字，没人这么叫过他。他在里屋醒来，光着两条腿跑出来，头顶翘着一撮毛。她把他摁回去穿衣裳，红毛衣，领口当初织大了，每年都拿别针别住。裤口磨得发白。他裤兜里常年装着一个塑料小兵，绿帽子，断了半条腿。

奶奶刘桂芝六十六，从后院过来，端着一盆昨夜的煤渣。她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坐下，择菜，晒背。豆豆蹲在她脚边玩他那辆铁皮卡车，红车头，绿车厢，去年就掉了一只轮子，跑起来一歪一歪，像喝多的人。

上午生意淡。九点多的时候进来一个男人，三十来岁，个子不高，军绿色大衣，买一包黄山烟。她找出零钱，闻见他身上一股头油掺着石灰的味。他问，往县中去咋走。她说顺着公路，骑车二十分钟。他说，亲戚家孩子在那儿念书，回头又站了一会儿才走。

快十一点他又回来一趟，还是买烟，站在门槛上没进来。豆豆正抱着卡车在门口推来推去，他蹲下去看，说这车子他小时候也有过一个。豆豆就跟他搭上话了，问他家里的那个是啥颜色。他说绿的，早丢了。奶奶搭了两句，问他是哪儿人。他说河那边的，出来找活干。

十一点半前后，何秀兰在后屋踩机器，给镇上卖的裤子锁边。轧轧轧，轧轧轧，声音能把外头盖住。她记得奶奶进来过一趟，倒了半缸子热水，说药片卡嗓子。前后也就四五分钟。

她放下手里的活出门，门口空了。

小马扎还立着，菜散在笸箩里，铁皮卡车四脚朝天翻在地上，前轮还在空转。奶奶站在路当间，往东望一眼，往西望一眼，嘴里说，刚才还在呢。刚才还在呢。

后来人们一遍一遍问她，那几分钟咋回事，那个人长什么样，穿绿大衣还是黑大衣，是走路的还是开车的，是往东还是往西。她只能答出那么多。脸是圆是长，眉毛浓还是淡，鼻梁高不高，她说不上来。那天雾太大。就算那人站在你对面，你也未必看得清他的鼻子眼睛。

住在斜对门的老周说，十一点二十五他出来倒水，看见那小孩蹲在地上捡瓶子，旁边站着一双黑影，别的没在意。药铺的李家媳妇说，她恍恍惚惚看见个男人牵着一只小手往南走了，那孩子走得不快，也没哭。也有人说，那男人早几天就来过，蹲在路口抽过烟，谁也没往心里去。

十二点零几分，她跑到派出所报了案。值班民警姓赵，一边记一边问。他问的时候，她两只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，擦得围裙那一块都湿了。赵民警问，孩子爹呢。她说去县城拉货了，还没回来。赵民警抬头看了她一眼，没说什么。这一眼她记了十几年。她后来想，人家那一眼不是嫌她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中午，一街人都出来了。开土产店的、理发的、磨豆腐的，大人孩子沿着公路找，往铁道边的水沟里看，往玉米秸垛里扒，喊豆豆，豆豆。声音传出去，被雾一口一口吞掉。镇上的大喇叭也喊了两遍：谁家看见一个穿红毛衣的小男孩，四岁多，南头老方家的，赶紧送回。

下午两点出头，方德海的摩托冲进街口。后座绑着半袋盐，路上颠破了，撒了一路白点子。他脸是青的，进门的头一句话是：找到了没有？

没人回答他。

派出所、县里的卡口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。那年头镇上没几路监控，县里的卡口只有两个，拍出来的车屁股还是一团模糊。亲戚们骑摩托的骑摩托，蹬三轮的蹬三轮，分头去了各个路口。手电的光一照进雾里，就只剩下一个黄点。有人拿毛笔在纸上写：寻人——男孩，四岁九个月，穿红毛衣，右耳后有一道疤，2004年2月4日生。写了几张，糊在电线杆上。浆糊没干透，纸角在雾里往下垂。

何秀兰没跟着去。她在里屋的缝纫机前坐下，把客人订的那条裤子的裤边拆了，缝，再拆，再缝。方德海后半夜回来，一进门就听见那个声音。他说，你把灯关了，人家看见像什么样子。

她没关。

奶奶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，坐到天亮。谁劝都不回屋。她不哭，也不说话，手里攥着那把择了一半的菜。大姑子方德英半夜赶来，站在门口看了一眼，进屋去了，一句重话都没说。那句话是后来才说的，说了十几年，一年比一年轻。

那天夜里，何秀兰把豆豆早晨没吃完的半碗鸡蛋炒饭从锅里盛出来，站在灶台边一口一口吃了。饭是凉的，有点腥。她一边吃一边想，明天他回来，给他做新的。

后半夜，派出所的人在镇上设了两个卡。一个在去县城的岔路口，一个在老桥头。赵民警拿了手电，带着两个人挨家问，问到谁家，谁家就开门。有人披着棉袄站在门口，说没看见；有人把孩子从被窝里叫起来，问今天有没有跟豆豆玩。孩子们揉着眼，一个个摇头。问到李家药铺，李家媳妇说，下午她恍惚看见一个男人牵着小孩往南走，孩子不哭，也不挣。赵民警问，穿的啥。她说，像灰的，也可能黑的，雾太大。赵民警在本子上记了两笔，又让她想。她想了一会儿，说，那人走路有点跛，也可能不是，是地上滑。

南边是废砖窑。砖窑停了好几年，烟囱立在那里，白天看着像个黑指头。何秀兰和方德海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在里面找。手电光从窑洞口一行一行扫过去，地上全是碎砖和枯草。有人喊，豆豆。没人应。窑洞里回声很大，喊一声，像有好几个孩子在里头喊。方德海往里走了几步，脚下一滑，扶着墙站住。他出来时满手都是黑灰，站在窑口，半天没动。何秀兰站在他后面，没有进去。她怕进去，也怕不进去。后来她总梦见那个窑口，梦里豆豆在里面答应了一声，她跑过去，声音又没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镇上卖豆腐的老周把三轮车停在方家门口，说要带人去河边。河边昨晚已经找过一遍，老周说夜里看不清，再找一遍。十几个人顺着河沿走，有人拿竹竿往水里探，有人拿镰刀拨开芦苇。河水浑，岸上结着薄冰。走到下游的桥洞，桥洞底下蹲着个要饭的老头，面前摆着一只破碗，身上盖着编织袋。大家问他昨晚看没看见一个小孩。老头抬起脸，看了半天，说没看见。有人骂了一句，把兜里的零钱丢进碗里。老头没捡，只把碗往怀里挪了挪。

方德英来了以后，先骂方德海，又骂何秀兰，最后骂那个买烟的男人。她骂得声音很大，街口的人都往这边看。何秀兰坐在门槛上，不还嘴。方德英骂累了，蹲下去抱着自己的胳膊哭，说，我昨晚上还想着给豆豆买双棉鞋。何秀兰听见这句，忽然站起来，进屋把豆豆那双旧布鞋拿出来，放在门口。她说，他回来要穿。方德英看了一眼，哭得更厉害。

派出所的询问从下午做到天快黑。何秀兰把能想起来的都说了：那个男人第一次来买黄山烟，付了五块钱，她找了他两块三；第二次没进门，站在门槛上；他问过县中在哪，问过镇上有没有去河南的车。赵民警问她，他手上有没有什么记号。她摇头。又问，说话的口气像哪里人。她想了想，说，不像本地，尾音往上挑，但她说不上是哪。赵民警把这些问题一遍遍重复，像在拿针缝一块破布，哪里漏就补哪里。补到最后，还是漏。

当天晚上，镇上那台旧电话就没停过。有人在电话里说，在南边砖窑看见过一辆面包车；有人说，在县城东关看见一个穿红毛衣的孩子；也有人说，那男人以前在集上卖过老鼠药，住在河那边。每来一条线索，方德海就骑摩托出去。他的摩托旧，打火要踹两脚，一踹就冒一股蓝烟。何秀兰站在门口，看那团蓝烟消失在雾里，又看它从别的巷口冒出来。天亮前，他跑了三个村，回来时鞋上全是泥。他说，没有。何秀兰说，先吃饭。他说，吃不下。她说，吃不下也得吃，今天还要找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像被翻了个底朝天。柜子里的旧照片全倒出来，找了张豆豆最清楚的：2008年正月十五，灯会上照的，他举着棉花糖，穿一件蓝棉袄，左边嘴角有个小窝。方德海拿着照片去县城找照相馆，想放成大的。照相馆老板说，底片没了，只能翻拍。翻拍出来以后，眉眼发虚，何秀兰还是说好。她拿着照片去复印店，印了五十张，后来是两百张，再后来是两千张。复印店老板每次见她来，都把纸价往下压两分。她把这些纸抱回家，晚上一张一张抚平，第二天天亮就拿去贴。

浆糊是面打的。何秀兰第一次熬浆糊没经验，水放多了，稀得像米汤，贴上电线杆，纸自己就滑下来。她蹲在路边看着那张纸，忽然笑了，笑完眼泪往下淌。卖早点的女人把她拉起来，教她怎么熬：面要用凉水先搅开，再倒开水，一边倒一边搅，搅到能挂住筷子。她学会了。后来每年冬天，她在屋里熬浆糊，白汽从锅里升起来，窗户上蒙一层水。她拿勺子搅着，心里想的还是那年第一锅，稀得像米汤的那锅。

豆豆的出生证和户口页被方德海装在一个透明塑料袋里，放在柜子最上面。何秀兰每天都要上去摸一摸，确认还在。她把豆豆的衣服按季节分好，春天的夹克，夏天的短袖，秋天的毛衣，冬天的小棉袄，一件件叠在樟木箱里。她不让任何人动。方德英说，这些衣裳留着做啥，孩子回来也穿不上了。何秀兰说，那我就给他做新的。方德英张了张嘴，没再说。

有一阵，坊间传得更远，说镇南头一个女人也丢了孩子，只是没报案。方德海骑着摩托去了。那女人住在菜棚边上，家里堆着塑料筐，屋里有个比豆豆小一点的男孩，正坐在地上啃馒头。方德海问，你的孩子丢过没有。女人说，没有。方德海把照片给她看，她看了半天，说，不像。方德海走的时候，把自己的手机号留下，说要是听见啥，打个电话。女人把号码压在秤底下，说，中。后来她一直没打。

派出所也来过几回。赵民警把县城所有旅馆、网吧、小诊所都问了一遍，没找到一个穿军绿大衣的外地男人。那年头没有现在这么多摄像头，进出城的路口也没人记得清。十一月底，县里开了一次会，说要加强出租屋登记，要把走失儿童的案子往上报告。何秀兰不懂这些，她只知道每次赵民警来，她都问一句，找到了没有。赵民警总说，还在查。后来她也学会了不问，只在赵民警走的时候，跟着他到门口，看他的背影拐过街角。

何秀兰开始记第一个本子。封皮是蓝的，里面是学生用的横格纸。她记下每一条线索：日期、谁来说的、说了什么、去过哪些地方、花了多少钱。她写字不快，一行一行写得很正。第一个本子记到2009年春节就满了。她把本子放进抽屉，又买了第二个。抽屉里的本子越来越多，像一排没有烧完的纸。

那年冬天，方德海的摩托车跑了八千多公里。车座磨得发亮，前轮补了三次。一次下雪，他在桥上滑倒，膝盖磕在护栏上。他回家时裤腿磨破了，膝盖肿得老高。何秀兰拿热毛巾给他敷，他疼得直抽气，却说下次还要去。何秀兰说，你去，我不拦你；可你一个人在外头，得想着家里还有我。他嗯了一声。那天晚上，他躺在炕上，何秀兰坐在灯下补他的裤子。补到膝盖那块破口时，她把线拉得特别紧。

腊月里，何秀兰去县城买了一双小棉鞋。鞋是黑布面的，里面絮了棉花。售货员问她给孩子买多大的，她说，五岁多，脚长得快，拿大一号。售货员说，那得是二十八码。她点头，把鞋拿在手里看了看，又问，能不能再大一码。售货员说，大了穿不住。她说，那就二十八吧。回到家，她把鞋放在樟木箱最上面，隔几天拿出来看一眼。鞋底是新的，连泥都没沾。她总觉得，再过一个冬天，那双鞋就能穿。

2009年正月十五，镇上又挂灯。何秀兰和方德海都去了。灯会上人挤人，小孩在糖人摊前排队。何秀兰看见一个男孩穿着一件红毛衣，心里猛地一紧。她挤过去，抓住那孩子的胳膊。孩子回头，是个陌生脸。孩子的母亲把她推开，说她神经病。她说了好几句对不起，退到墙边。方德海过来拉她，她甩开他的手，自己往家走。一路上，灯还亮着，卖汤圆的棚子冒着白汽。她想起去年灯会上豆豆举着棉花糖，牙都笑出来了。那团棉花糖像一朵白云，糖浆黏在他手指上，他嫌脏，伸着手让她擦。她给他擦了，又给他买了一串山楂。她当时还嫌他贪嘴。她走回家，把门插上，没有开灯。

过了正月，方德英又来劝，说该把豆豆的衣服收起来。何秀兰说，收哪儿去。方德英说，放柜子顶上，别天天看着。何秀兰说，我天天看着，心里踏实。方德英没话说了。她坐了一会儿，看见窗台上摆着豆豆那辆铁皮卡车，伸手去碰，何秀兰说，别动。方德英把手缩回去，眼圈红了，说，秀兰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何秀兰说，我知道。她给方德英倒了一杯水，谁也没再提。

四月里，镇上通了第一条乡级班车。班车停在老菜市北头，早上六点一趟，下午四点一趟。何秀兰把启事贴在车站的公告栏上，又站在车门旁边，给每个上车的乘客递一张。有人接了，有人摆手。司机开始嫌她碍事，后来熟了，每次开车前会按一声喇叭，替她喊一句：有谁见过照片上这个小孩，去秀兰商店留个话。乘客们看一下，摇头，把纸叠起来塞进包里。有一次，一个从河南来的女人看了很久，说她在驻马店见过一个孩子，眼睛像。何秀兰跟着班车去了驻马店，在那女人说的路口站了一天。回来时天降大雨，班车坏在半路，她走了十几里泥路。方德海去接她，见她满身是泥，先骂了一句，又把她抱上摩托后座。她坐在后面，手里攥着那张没送出去的启事，雨水把字泡开了。

豆豆失踪的第一年，何秀兰还每天做饭。她做三人份，方德海一碗，奶奶一碗，自己一碗，锅底还要多留半碗。那半碗放在灶台最里头，到第二天早上变馊了，她才拿去倒。后来她不做了，只做两人的饭。再后来，方德海出去跑线索，常常不在家，她就只下一碗面。锅空着，灶台也显得空。有一回她半夜回家，看见灶台上放着一只小碗，是奶奶给豆豆盛饭用的，碗沿磕了一个口。她拿起来，在水缸边站了一会儿，最后没洗，放回原处。

第二天早上九点，雾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