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奶是2013年二月里走的。那天早上何秀兰端了温水进屋，叫了两声娘，没人应。老人侧着身子，像睡熟了。手还搭在被子外面，凉透了。
走的前一夜，老人忽然清醒过一阵，攥着何秀兰的手腕，眼睛望着房梁，喉咙里含着东西，像是想说句什么。何秀兰把耳朵凑过去，听了半天，听不真。奶奶看见她凑过来，反而不说了，就那么睁着眼。婆媳两个在灯下待了半宿。后半夜老人睡着了。何秀兰守到天亮，那句话到底是什么，成了她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的东西。她猜过很多回。猜中猜不中，都没人能对证了。
丧事办得热闹。方家这边的规矩，人来得多，吹唢呐的班子请了一班，白幡从巷口一直挂到院门口。何秀兰披麻戴孝，跪在灵前，来人就磕头，一波一波。灵棚里烟气腾腾，她跪得腿肿了，也没人劝得住。真正放声的时候是出殡头一天夜里，她一个人守在灵前，忽然哭得撑不住，趴在地上，肩膀一抽一抽。亲戚们都说，这儿媳妇没得挑，老太太后半辈子是享了她的福。
只有何秀兰自己知道她在哭什么。她哭的不光是婆婆。她哭的是，那个人走的时候，连最后一句想问的话都问不完整；她哭的是，找孩子的人又少了一个；她还哭一件说不出口的——这些年婆婆半夜里刷鞋、攥着那双干鞋掉眼泪的样子，她一次都没过去说过一句宽心话。
老人下葬以后，何秀兰收拾她的遗物。枕头底下有个粗布包，鼓鼓囊囊。她和方德海两个人蹲在地上打开。里头是豆豆那双洗得发白的小布鞋，一双没织完的毛背心，还有几张寻人启事。启事是奶奶从电线杆上揭下来的，纸边卷了，用饭粒重新粘过。
方德海看着那双鞋，眼圈红了，转身出去，蹲在井台边抽烟。何秀兰把东西一样一样收回去，收得很慢，像在给人包扎。她收完，把布包放在自己床边，一直放到后来搬家。
奶奶走后的头七，方德英住在老屋。她每天早晨起来烧一锅水，给灵位前换一碗新饭。何秀兰不太会做这些，她只管给来客倒茶、做饭，晚上守着灵前的长明灯。灯油快尽了，她就拿针挑一挑灯芯。方德英看见了，说，你还会这个。何秀兰说，我娘教的。方德英点头，坐在她旁边，两个人一夜没说话。
三七那天，方德英忽然说，秀兰，我想跟你认个错。何秀兰说，姐，别说了。方德英说，我那年正月里说的那句话，娘记了一辈子。何秀兰问，哪句。方德英看着她，说，就是那句“你要是不进屋倒水”。何秀兰当然记得。她也记得自己当时没替婆婆说话。两个人在灵前坐着，纸灰从火盆里卷起来。方德英说，我后来想，娘那时候要是听见我这句话，心里得多难受。何秀兰说，娘没怪你。方德英问，你咋知道。何秀兰说，她要是怪你，临走前不会攥着我的手，喊你名字。方德英愣住，问，她喊我。何秀兰说，喊了两声，没喊清楚。方德英低下头，肩膀一抽一抽。何秀兰把一叠纸钱递给她，没再说什么。
奶奶的百日过后，家里重新空下来。方德海白天出去打零工，晚上回来在院里坐着。以前奶奶在的时候，哪怕她躺在床上不说话，屋里总还有一口人的气。现在床上空了，尿盆收了，药瓶扔了，屋里静得能听见墙皮落灰。何秀兰把奶奶的旧衣裳捐出去了一部分，剩下几件留在柜子里。她偶尔会忘记奶奶已经不在了，走到里屋门口，想问一句今天想吃什么。话到嘴边，才想起来屋里没人。那一刻她总要站一会儿，像从梦里醒过来。
2013年夏天，方德海的工地活少了。他在家待了两个月，白天睡到中午，下午去麻将馆坐一会儿，晚上回来吃饭。何秀兰问他找没找活。他说，天太热。她说，热也得干。他说，急啥。她说，不急。两个人就没什么可说了。以前豆豆丢了，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的方向：找孩子。现在孩子没找着，母亲没了，方向也散了。他们坐在一张桌上吃饭，各自夹菜，筷子从来不碰。
有一回，何秀兰从县城的寻人信息站回来，看见方德海在麻将馆里打牌。她站在门口没进去。方德海看见她，手里的牌停了一下，又继续打。她转身回家，把门关上。夜里他回来，带着酒气，坐在床边说，秀兰，你别拿那种眼睛看我。何秀兰说，我哪种眼睛。他说，就像我欠你一条命。何秀兰说，你没欠我。他说，那你为啥总那样看我。她没答。其实她不是恨他，她只是觉得，两个人在一条路上走了五年，走到这里，他已经想停下来喘口气，而她还在往前。她不能说谁对谁错。人都得活。
那年初秋，方德海提出把门面房也卖了。他说，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租出去一年才几千，卖了拿钱找孩子。何秀兰不同意。她说，房子卖了，以后豆豆回来找哪儿。方德海说，他要是记得，早回来；要是不记得，留着房子他也找不着。何秀兰说，那我就等。方德海说，你等到啥时候。她说，等到我死。话说完，屋里安静了很久。方德海把脸埋在手里，说，秀兰，我不是不想等。我是怕等不到头。何秀兰说，我知道。第二天，他们还是去把房子挂了出售。
买房的人来看过三回。第一回是个开超市的年轻夫妻，第二回是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，第三回是两个替儿子看铺面的老人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算计，没人问“秀兰商店”这个名字为什么还挂在门上。何秀兰起初会把牌子摘下来，后来又挂回去。她想，卖房子可以，名字得留到最后一刻。签合同那天，她在纸上写名字，手很稳。写完以后，她问买方，能不能把门口那块牌子留给我。买方说，可以。她摘下牌子，抱着回家。牌子比她想的沉，边角磨得发毛。她把它靠在床头，像放下一块碑。
卖房的手续办完，方德海说想请她吃顿饭。两个人去了县城一家小馆子，点了两个菜。方德海要了一瓶啤酒，给她倒了一杯。何秀兰不喝，他就自己喝。喝到一半，他说，秀兰，那个房子卖了，我心里空。何秀兰说，我也空。他说，你会不会怪我。她说，怪你啥。他说，怪我保不住这个家。何秀兰拿起杯子抿了一小口，啤酒苦。她说，家不是房子保住保不住的。方德海低头看桌面，桌上有一道被烟头烫过的印子。他说，我有时候想，那天如果我不去县城，就啥事也没有。何秀兰说，那我如果不去后屋踩机器，也没事。两个人都不说话。那顿饭吃到很晚，最后菜没吃完，方德海把剩下的两个馒头打包，塞到她包里。
回家以后，何秀兰把门牌擦了一遍。木牌上“秀兰商店”四个字，已经被风吹日晒成灰白色。她找来一支毛笔，想描一描，描完又觉得太新，和新牌子的味道一样。她把牌子放倒，等到漆干，立在床头。那段时间，她每天醒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几个字。她想起刚结婚时，方德海用木板钉门脸，斧子砸在钉子上，声音钝钝的。她站在旁边递钉子，钉歪了，他就把钉子拔出来重来。她那时嫌他慢，说一块牌子忙了一天。他说，门口的字要写好，不然别人不知道你卖啥。她当时还笑他文气。现在那几个字摆在床边，像一个人还在对她说话。
这一年秋天，方德海和他表弟通了几个电话。苏州有个厂子要人，包吃住，干得好一个月四千多。他跟何秀兰说，咱俩一块儿去。她正在给人锁一条裤边，机器不停，说，不去。
他问，为啥不去。
她说，咱要是都走了，他上哪儿找咱。
方德海就不说话了，过了一会儿说，秀兰，我说句难听话，你别恼。他要是记着咱，早就该回来了；他不记着你了。
何秀兰停下手里的活。屋里安静了一会儿，她说，他记不记得我，是他的事。我记不记得他，是我的事。
这场架没吵起来。他们这些年已经学会了不吵。真正的凉不是吵，是各人回了各人的屋。那年冬天方德海把装卸的营生也停了，在家闲着，白天睡觉，晚上睡不着。腊月里，他跟她说，秀兰，离了吧。
她手里的针线停了一瞬。她说，想好了？
他说，我想了半年了。
她说，中。
腊月二十六，两个人去县民政局办的手续。那天办离婚的排了四对，前面一对从头吵到尾。他们两口子在后面坐着，一声不吭。办事员抬头看了他们一眼，说，你们两位，想好了？她说想好了。他也说想好了。印泥盒里那点红，蹭在纸上，像一小块印坏的口子。
出来的时候下着小雪。方德海把摩托钥匙塞给她。他说，车你留着，路上有用。她说，我不会骑。他说，学。他把身上剩下的钱数了两千给她，又数了两千，说先这些。十万块那笔钱，一人一半，五万在他那儿，五万到期了她没动。他说，你那份别动，将来给谁留着，你心里有数。她不搭话。
走到汽车站门口，他说，你要是找不动了，给我打个电话。
她说，嗯。
他进了站。雪落在她头发上。她推着那辆摩托往回走，一直推了三里多地。有人路过问，秀兰，你咋推着车走。她说，链子掉了。
2014年开春，何秀兰在县城边上租了一间小房，十几平方，月租一百六。墙是水泥的，一开灯有个黄圈。她把缝纫机搬进去，把娘的顶针放进抽屉，把那个粗布包放在缝纫机脚边。屋里放下一张床、一张案子，就转不开身了。她在门上钉了块木板，还是那四个字：秀兰缝纫。字是她自己刻的，歪，可是看得懂。
摩托车她学了三回。头一回在村东打麦场，一个男人在后头扶着，她手一飘，车倒，膝盖磕青了。第二回也一样。第三回她谁也没叫，天蒙蒙亮自己去麦场，上去，走直了，拐弯的时候摔了，躺在地上看天。她爬起来，拍了土，再上去。那天上午她骑着车上了公路，风把她的头发全吹到后面去。
她第一次骑它去的地方，是县城汽车站。东墙根原来贴寻人启事的那一块，纸早就没了，剩一层一层的白茬。她从包里取出一张新的，抹了浆糊，贴上去，用手掌从中间往两边推平。
回来的路上，她在一棵老槐树底下停了一会儿。她把离婚证和结婚证并在一块儿看了看。结婚证上两个人都是年轻时候的脸，照片发黄，方德海那时候还瘦。她看了很久，把两张一起塞进包最里层。
搬到县城边的第一个月，何秀兰没有认识的人。小屋隔壁住着一对卖早点的夫妻，天不亮就起来和面，铁盆磕在案板上，咚咚响。她跟着那声音醒，起来烧水，给缝纫机擦油。白天有客人来，问一句改裤脚多少钱。她说五块。客人说，别家四块。她说，那就四块。活做完，客人拿着裤子走了，屋里又只剩机器声。
第三个月，她认识了王姐。王姐在巷口开面馆，四十来岁，声音大，做事利索。有一天王姐拿一条裤子来改腰，坐在旁边看她干活。看她把线头一剪，王姐说，你手真细。何秀兰说，干惯了。王姐问她，家里几口人。她停了一下，说，两口。王姐问，男人在哪儿上班。她说，离了。王姐哦了一声，不再问。第二天王姐端来一碗臊子面，说，尝尝。何秀兰吃完，要把碗洗了送回去。王姐说，放门口就行。从那以后，两个人算是熟了。
那间小屋的窗户朝北，见不到太阳。何秀兰把案板挪到门口，谁经过都能看见她低着头踩机器。巷子里有几个上学的孩子，放学时从门口跑过，书包一颠一颠。有个男孩总爱停下来看她缝东西，问她，阿姨，你为什么踩得那么快。何秀兰说，踩慢了挣不着饭钱。男孩说，我妈也这么说。她问，你几岁了。男孩说，八岁。她手里的针停了一下，又继续走。男孩跑了。她抬头看他的背影，直到他拐出巷口。
晚上最难熬。白天有机器声，有客人说话，有王姐来借东西，时间还能过去。一到夜里，巷子安静下来，隔壁的电视声隔着墙传过来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讲话。何秀兰把缝纫机盖好，坐在床边，看墙上的水泥纹。她不习惯一个人睡，睡着了也容易醒。有一回夜里下雨，外头有个小孩哭，声音又尖又急。她从床上坐起来，鞋都没穿就往外跑。跑到巷口，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，孩子不肯回家，正在哭。女人哄了两句，把孩子抱走了。何秀兰站在雨里，浑身很快湿透。她回屋换了衣裳，把门闩上，坐在缝纫机前到天亮。第二天王姐问她眼睛咋肿了。她说，没睡好。
方德海离婚后托人捎来两千块钱。送钱的人说是他在苏州挣的，何秀兰问有没有话。那人说没有。她把钱收下，记在本子上，写：2013年腊月，方德海，两千。她没有给他打电话。过了几天，他先打来了，问钱收到没有。她说，收到了。他问，够不够。她说，够。两个人在电话里沉默。方德海说，你要是有事，给我打。她说，中。挂了电话，她看见手机屏幕上“方德海”三个字亮了一下，又暗下去。
她把那两千块存进银行，没有花。那时候她心里有个打算：这笔钱留着，万一豆豆回来，第一件事是给他买身新衣裳，带他去照相馆拍一张大照片。她甚至想好了照片要挂在哪儿，就挂在缝纫机上方。她把这个念头写在本子背面，写了又划掉，怕别人看见笑话。可她自己知道，这不是笑话。她靠着这个念头，过完了一个又一个没有消息的春天。
那天夜里，她梦见豆豆在屋外头喊妈。她披衣裳跑出去，巷子里空的，月亮白生生的。她回到屋里，把门拴好，坐在缝纫机前，一直坐到天亮。
第二天，何秀兰把门口的木板重新钉牢。她从老屋带来的木牌靠在门后，四个字对着墙。她没有挂出去，怕让路过的人觉得她在等一个永远等不到的人。但她也没把牌子扔掉。她把缝纫机擦了一遍，把线轴按颜色摆好，然后打开门。外面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，问她是不是做衣服的。她说是。那人取出一条裤子，问她能不能改。她接过来，量了量，说，下午来拿。那天她做了搬到县城后的第一单活，收了四块钱。她把那张钱压在玻璃板底下，没有花。晚上她数了数箱子里的衣服，又数了数旧作业本里的电话号码。她对自己说，日子从今天重新开始算，可号码和衣服都还算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