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开春，劝话的人开始上门。
先是方德英。她提着一兜鸡蛋来，坐下就叹气，绕了半天，绕到那句话上：秀兰，你俩再要一个吧。家里有个孩子的哭声，日子才转得动。何秀兰正在锁一条裤边，机器没停。她说，姐，我三十六了。方德英说，三十六咋了，谁家四十还生。她说，我不是说岁数。
方德英说，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。
何秀兰说，姐，不是过不去。是我没法把他忘了。
后来连二婶子、卖豆腐的老周媳妇，都说过类似的话，有人说得直，说你这样耗着，坟也找不着，人也没了，最后两口子也要散。何秀兰都听着，听完点头，说人家是为她好。她心里明白，为你好的人没有一个是坏的，可每一句都像往那个口子上撒盐。
那年夏天，论坛上有个帖子说石家庄有户人家，孩子是抱来的，岁数和豆豆对得上。哪来的帖子，谁发的，后来也没弄清。方德海拿了钱就去了。回来的时候人瘦了一圈，钱花了八千，说是什么中间人要的看孩子的费用。何秀兰问，见着孩子没有。他说没见着，人跑了。
那天晚上他们吵了这些年第一场大架。她怪他太急，见了稻草就当绳索。他说你坐在家里说得轻巧，你出去跑过几趟。她说我贴的纸比你贴的多。他说那不一样，你是个女人，人家不跟你打交道。两个人越说越不像话，最后他抄起桌上的暖水瓶往地上一摔。胆瓶碎了，铁皮壳立在那儿，上面那朵红牡丹还端端正正。
屋里静下来。方德海蹲下去捡玻璃碴子，手扎破了，血珠冒出来。他坐在小板凳上，半天说了一句：秀兰，我有时候觉得，咱这个家像个坑，填不满。
她说，那你别填了。
他说，我不填谁填。
那年秋天她娘陈桂香来住了半个月。她娘六十，腰不好，还是带来一篮子鸡蛋，来了就收拾屋子、洗衣裳。娘俩夜里在一张床上躺着，说些闲话。她娘讲起她小时候走失过一回，那年四岁，在集上人多走散了，找到的时候她蹲在供销社门口啃一根冰棍，脸上脏得看不清人。她娘说，就那半个钟头，我老了十岁。
何秀兰在黑暗里问：娘，人家都劝我抱养一个。
她娘半天没说话，末了说，抱的是人家的骨血，养不亲也是你的错，养亲了也是人家的功劳。你要抱，我也拦不住你。你先问问你自己那颗心。
抱养的事真来了一回。有人介绍，说外地超生的一个女娃，四个月，要五千块营养费。她去看过。村屋，土墙，孩子睡着了，脸皱皱的，攥着小拳头。她把孩子抱起来抱了一会儿，又放回去。回来的路上她一句话没讲。到家三天没睡好。第四天，她托人回掉了。方德海问她为啥。她说，我怕我待不好人家。这句话她只说了一半，剩下一半在她心里：她怕自己一抱起那个孩子，就会想——这个不是我的豆豆。她怕将来有一天，那个孩子长大了，在她眼睛里找不出半点亲。她拿不准自己会不会变成那样的人，所以她不敢要。
2012年正月初二，方家家族摆饭。方德海他二叔喝了几杯酒，旧话又端上来：德海也四十的人了，该留个后。满桌人你看我我看你。何秀兰放下筷子，笑了笑，说，二叔，这菜咸了。以后谁再提这个事，我就不来吃这顿饭了。她说完接着包饺子，手上没停。桌上安静下去，过了会儿，方德英先哭了，用袖子擦眼睛，说，我是真心疼你们两口子。何秀兰说，姐，我知道。
那年春天,他们把临街的门面房卖了。二十六万，卖给了镇上开超市的。那半间是豆豆最后玩卡车的地方，也是她和方德海刚结婚时一间一间垒起来的。卖房的钱他们留下了十万，说好谁都不动，剩下的当路费当悬赏。寻人启事上加了一行字：提供有效线索者，酬谢五万元。有人劝她别写数字，说这行字一加，骗子能把你家门槛踏平。何秀兰说，骗子来了也是线索。这一年，骗子果然来了七拨，最远的是贵州口音。她一个一个记进本子里，一个都不落。
也是那年夏天，有人打电话来说在山东看见一个孩子，在庙里。她自己去的，坐了半天的车，在庙门口转了一天半，又去周边几个村问了三天。不是。回来的路上她在车站买了一根冰棍，吃到一半，想起她娘说她那半个钟头，忽然笑了，笑完眼泪往下掉。
从山东回来以后，何秀兰在县城住了半个月。她把那间门面房的钥匙交给买方，买方说想尽快动工装修。她问能不能再进去看一眼。买方说，看吧。她一个人进去，屋里空得厉害。货架搬走了，冰柜也卖了，墙上留下几个钉子眼。她走到后屋，在原来的缝纫机位置蹲下来，用手摸了摸地上的凹痕。那是机器压出来的四个小坑，十几年没动过。她想起豆豆有一次钻到桌子底下，把她一轴线扯得满地都是，她气得拿尺子拍了他一下。他哭了，抱着她的腿说，妈，我再也不扯了。她当时没哄他，继续踩机器。后来她一遍遍想，如果知道那是最后一个春天，她一定把他抱起来，线全扯了也没关系。
买方问她，这房子有没有什么讲究。何秀兰说，没有。她锁上门，把钥匙交出去，走出老菜市。走到拐角，她回头看了一眼招牌。白漆木牌上的“秀兰商店”四个字还在，边上被太阳晒得起皮。她想把牌子摘下来，想了想又算了。牌子摘下来没地方挂，不如让它留在那儿。那天晚上她梦到招牌倒下来，她站在底下，怎么也躲不开。醒来时天没亮，方德海在外屋打呼噜。她起身去喝水，看见桌上放着那十万块钱的存折。她把存折拿起来，又放回去。钱是卖房子的，房子是豆豆最后待过的地方。她觉得自己像把一段日子卖掉了。
2011年秋天，有人介绍了一个从河南来的中年男人，说他手里有“内部消息”，只要给三千块，就能帮着把孩子从外地“接回来”。方德海动了心。何秀兰问那人，孩子现在在哪，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特征。男人说得含含糊糊，只说在河北某个县，养父母姓马。何秀兰说，先见孩子，见着了再给钱。男人说不行，得先打通关系。她站起身，说，那就算了。男人骂她不懂事，说人家都是这么办的。她没理。回去的路上，方德海说她太硬。她说，硬一点好，软了钱就没了。方德海没说话。过了半个月，那人被公安抓了，果然是骗子。方德海听说以后，回家坐在门口抽了一根烟，对何秀兰说，幸亏你。何秀兰正在缝衣服，头也没抬，说，不是我聪明，是我输不起。
到了2012年，何秀兰的身体开始出毛病。她常年在灯下做活，眼睛干，风一吹就流泪。肩膀也疼，抬久了像有根针在里头扎。她去镇上的诊所看过，大夫说是肩周炎，让她少干点。她问，少干点吃啥。大夫给她开了两盒膏药，她拿回去贴上，第二天照旧干活。方德海让她去县医院拍片子，她说，拍片子要钱。方德海说，钱重要还是人重要。她说，都重要。最后还是没去。
那年春天，陈家的人又提起抱养。何秀兰已经不再像前一年那样硬。她去看了那个女婴。女婴四个月，睡在土炕上，脸皱皱的，小手攥着。她抱了十分钟，孩子在她怀里醒了，睁眼看了看她，又睡过去。她忽然觉得怀里很沉。她把孩子放回去，替她掖了掖被角，转身就走。回来的路上，方德海问，咋样。她说，不行。方德海问，为啥。她说，我怕。方德海没追问。她知道他以为她是怕养不熟，其实她怕的是自己。她怕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：要是这是豆豆就好了。她不能带着这个念头去养一个孩子。那对孩子不公平。
她把这件事写在那个旧作业本上。写的时候她手很稳：2012年4月，看女婴，四个月，未抱回。写完以后，她又在后面添了一行：不是她的错。这行字没有主语，她也不知道是写给谁看的。后来每次翻到这一页，她都会把那行字读完。
2012年夏天，县城成立了一个“打拐信息站”，设在汽车站旁边的一间小屋里。墙上贴着全国各地的寻人启事，桌子上有一本登记簿，志愿者轮流值班。何秀兰成了那里的常客。她不会用电脑，就在旁边帮志愿者抄写信息。有人来登记，她递笔、倒水、问一句“照片带了吗”。她认识了安徽的周桂芳，认识了湖北的老孟，认识了四川来的一对夫妻。大家坐在一间小屋里，像坐在一条漏水的船上。有人带来了孩子的衣服，有人带来了孩子的成绩单，有人带来了孩子没吃完的半包糖。她把自己的照片贴在墙上，旁边就是别人的孩子。墙上的孩子一个挨一个，睁着眼睛看她。她每次进去，都先看一遍自己的那张，再看别人的。看到最后，她觉得墙上的每个孩子都像豆豆。
那年秋天，方德海与人合伙买了一辆旧面包车，说跑周边县市方便。车里有一股汽油味，后座拆了，铺了块木板。何秀兰坐在副驾，腿上放着地图和登记本。她不会开车，但会看路。哪条路通往哪个镇，哪里有一个大集，哪里有一个火车站，她都记在本子上。他们常常天不亮就出发，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。路上饿了就在小饭馆吃碗面，困了就把车停在路边睡一个钟头。有一次车坏在前不挨村后不挨店的地方，方德海趴在地上修，修了两个钟头。何秀兰在旁边拿手电给他照。天黑得像一口井。方德海修好车，满手机油，坐在路边抽烟。何秀兰说，要是豆豆在这个年纪，也能帮你修车了。方德海的手停了一下，说，是。两个人又坐了一会儿，才上车。
2012年腊月，何秀兰去集上买年货。她走到卖鞭炮的摊子前，看见一个小男孩蹲在地上捡炮纸，七八岁，穿一件旧棉袄，右耳后面有一道疤。她心口猛一跳，走过去蹲下，叫了声豆豆。男孩抬头，眼睛很黑，脸冻得发红。男孩说，我不叫豆豆。她问，你几岁了。男孩说，八岁。她看见他右耳后那道疤，手抖起来。她问，你姓啥。男孩说，姓周。旁边一个卖鞭炮的男人过来，问干啥。何秀兰说，认错人了。男人把孩子拉到身后，盯着她看。她退开两步，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，说，我是找孩子的，要是你知道谁家抱过孩子，给我打个电话。男人没接。她把名片放在摊子上，转身走了。走了十几步，她忍不住回头，看见男孩正拿起名片看。她站在风里，看见他把名片塞进兜里，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住。她回家等了一整个春节，那个男人没有打电话。
腊月二十八，她煮了肉，蒸了馒头。方德海从县城买回两副春联。两个人贴门神，贴福字。何秀兰把豆豆的小碗也摆在桌上，碗里放了一颗糖。方德海看见了，张了张嘴，最后什么也没说。年夜饭吃到一半，外面放炮，窗户震得响。何秀兰忽然问，你说他过年有没有新衣裳。方德海夹菜的手停住，说，应该有吧。何秀兰又问，有没有人给他煮鸡蛋。方德海说，应该有。她点了点头，低头吃饭。饭是热的，嘴里却没有味道。
2012年冬天，奶奶脑梗。送到县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半边，说话含混。住院的那些天，何秀兰天天在医院伺候，擦身、翻身、接尿，一样不落。别人说她孝，她也不辩。只有她知道，这屋子里一个躺着不能动的人，和一个个走丢了的人，是同一个人在她心里管着。
有天夜里，奶奶精神好一点，攥着她的手，含混地说，凉的，给娃，加衣裳。
何秀兰说，哎。
两个人谁也没提那个名字。名字一说出来，这间病房就装不下了。
出院以后，老人在家躺着，一天比一天瘦。何秀兰把她的铺盖搬到自己屋，夜里听到动静就起来。她给婆婆翻身的动作越来越熟练，手上一点不抖。有时候翻完身，她坐在床沿，看着老人睡着，心里什么也不想。窗外风刮着树。她觉得自己也在一点点变老，跟着床上的老人一起老。
2013年正月，方德海去镇上买了两斤肉，包了一顿饺子。何秀兰把饺子端到婆婆床前，婆婆已经咬不动，只能喝一点汤。她拿勺子一口一口喂，婆婆喝了两口，摇头。方德海站在门边，说，吃不下就算了。何秀兰说，再喝一口。婆婆张开嘴，又喝了一口。那天晚上，婆婆睡得很安稳。何秀兰却坐在床边没睡，给她擦手，剪指甲。她剪得很慢，怕剪到肉。剪完，她把婆婆的手放回被子里，忽然觉得，这几年她和这个老人之间的账，怎么也说不清了。婆婆当年没看好豆豆，后来又把每一天都用来找豆豆。恨和谢放在一起，像两根线缠在布底下，翻到正面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二月里，婆婆开始认不清人。她把方德海认成方德海他爹，把何秀兰认成自己的妹妹。只有看到豆豆那张照片时，她会忽然安静下来，盯着看很久。何秀兰把照片放在她枕头边，每天擦一遍。婆婆有时伸手去摸照片，手在空中抓两下，抓不到。何秀兰就把照片塞到她手里。她捏着照片，嘴里含含糊糊地叫“豆豆”。何秀兰在旁边应一声，说，娘，我听着呢。婆婆听见她应，像放心了，眼睛慢慢闭上。何秀兰知道，婆婆可能把她当成了照片里的豆豆，可她没有纠正。那一刻，她愿意做谁都行，只要老人能安稳睡一会儿。
三月里，婆婆有一次清醒过来，叫何秀兰坐到床边。她说，秀兰，你别恨我。何秀兰说，娘，我不恨。婆婆看着她，眼睛浑浊，像隔着一层水。她说，我没看好孩子。何秀兰握住她的手，说，不是你的错。婆婆摇头，眼泪从眼角流到枕头上。何秀兰拿毛巾给她擦，擦完又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。婆婆闭上眼睛，过了一会儿，又睁开，说，豆豆回来，给他煮鸡蛋。何秀兰说，中。婆婆这才睡过去。那天夜里，何秀兰坐在床边，一直到天亮。她没有再哭。她知道婆婆心里那块石头，已经压了太多年。她能做的，只是让老人最后这段路不至于一个人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