县城边上的那间小屋，除去床和案子，只放得下一台缝纫机和一个煤炉。墙上钉了两排钉子，挂线轴：黑线、白线、藏青线，最多；红线只在最边上挂了一轴，很少用。窗子朝北，冬天不见太阳，她就把案板挪到门口，借着外头的光干活。
活有两样。一样是服装厂外发的，锁边、钉扣、上拉链，计件，锁一条裤边三毛五，忙一天能挣三四十块。另一样是零活，街坊拿来的裤子长短、袖子肥瘦、被套开口。她做活仔细，改出来看不出痕，收钱却总比别家少五毛一块。隔壁卖面条的王姐说过她：你这手艺搁城里，一条裤子收十五都有人给。何秀兰笑笑，说，那我心里就过不去了。
她吃饭简单，一锅面条能吃两顿，咸菜就着。身体开始出毛病，腰常年弯着，下雨天沉得像灌了铅；手一到冬天就裂口子，抹了冻疮膏也不见好。她给自己配了副老花镜是2019年的事，早几年，她是把线举到灯泡跟前眯着眼穿的。
手机铃声，她是从2014年调到最大的。有一年冬天夜里，她睡着了，一个电话进来，是外地号码，响了四声她没听见，等醒了回过去，那边关机。过了三天她才知道，那是邻县一个好心人，说在集上看见一个孩子像照片上的。她为这四声，悔了小半年。从那以后，她的手机从来没调小过，也从来没关过机，夜里就搁在枕头边，屏幕朝上。
每年腊月，她做一件衣裳。这是她给自己定的规矩，谁也不知道。
第一件是2009年的棉袄，一百二十码。后来是一年一件。她没量过那个孩子，只能算：人家孩子一年长五六公分，她按五公分往上加，袖长多放两指，裤腰留着放头的余地。2014年这件，她做的是件加绒的卫衣，一百四十五码，灰蓝色，前襟上绣了一个小小的方字，针脚藏在里头，不细看看不出来。
每做完一件，她都用报纸包好，报纸的日期朝外，叠成一样大小，放进床底下那个樟木箱。箱子一年比一年沉。有时候夜里睡不着，她就把箱子拖出来，一件件翻，翻到哪件停住，就摸摸那件的领口。布凉，人手心热，摸一会儿，布也热了。
王姐见过一次。那天王姐来借剪子，看见她坐在床边对着一件小衣裳发呆。王姐是直肠子，问她：给谁做的？何秀兰说，给我娃。王姐愣了愣，不敢再问，借了剪子赶紧走了。第二天端来一碗她自己下的臊子面，什么也没说。
2014年秋天，方德海托人捎来一万块钱，没有话。她收了，记在本子上，写的是：2014年10月，他爸，一万。这个本子换过好几茬，上头记的除了电话就是账：谁借了她多少，她还了谁多少，哪一年悬赏花了多少。字迹一直很整齐。
2015年春天，一个寻亲的群里有人拉她进了QQ群，群名就叫“寻儿寻女”。她不会打字，就让娘家侄子何磊带她去网吧。网吧里烟味大，键盘上的字磨没了，何磊替她注册了账号，昵称她想了半天，叫“临河秀兰”。头一回发帖她在家琢磨了一宿，写了改，改了写，最后发出去的是一段干巴巴的话：我儿子方远，2004年2月4日生，2008年11月19日在临河县城关镇老菜市走失，右耳后有一道疤，知情者请联系我，我电话一辈子不换。
群里人管她叫秀兰姐。她认得了不少名字。有一个叫周桂芳的，安徽淮南人，儿子2009年丢的，比豆豆小一岁。周桂芳话多，白天在超市做保洁，夜里在群里发语音，一条六十字能说一分半钟，翻来覆去就那几件事：今天哪个派出所又登记了，哪个网站又发了，哪位大仙说往南找。群里有人说她魔怔，她还是发。何秀兰从来没嫌过她。她觉得能一直发的人，是还没死心的人。
两个人头一回见面是2015年冬天，周桂芳坐车过来，找到她的小屋。两个人就在案子旁边的小板凳上坐着，一人一碗面。周桂芳说着说着就哭，哭完接着吃，吃完把碗一推，说，秀兰，我跟你说句交底的话。人家都说孩子找着就团圆了，我看不是。我见过找着的。找着了也是人家的儿子。这话你现在不懂，你得有这个准备。
何秀兰当时没接。她心里想的是：那是她不会处。我要是找着了，我一样一样把他这些年的东西都补上，让他知道谁是他亲娘。
她把这话压在心里，一个字也没说出口。
2015年夏天，徐州有条线索，说有个初中生像照片。她自己去的，坐的是夜车硬座。到了那边，找了个小旅馆住下，第二天在人家学校门口一等一上午，等到学生们放学，走了一茬又一茬。她拿照片跟人家比，比了半天，不敢上前问，怕吓着孩子。最后她走到学校传达室，跟看门的老头说了来意，把寻人启事留了一张。老头听完，说了一句：大姐，回去吧，别在这儿站着，招人闲话。
她坐下午的火车回来，车窗外是成片的玉米地。她靠着窗睡了一路，醒一次，看一眼窗外，又睡。到家是夜里十一点，她开门，开灯，屋里灯亮起来的时候，她站着没动，过了几秒才放下包。
2016年春天，何秀兰买了一部智能手机。手机是县里营业厅搞活动送的，充两百块话费，给一台旧机子。她拿回小屋，研究了三天，才把电话卡装进去。周桂芳在电话里教她开通微信。她不会打字，就用语音。第一次发语音，她按住不放，说了半分钟，松开以后，屏幕上出现一条绿色的条。她点了一下，听见自己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，吓了一跳。周桂芳在那头笑她，说，秀兰，你总算会了。
她进了寻亲群，也进了几个“宝贝回家”的群。群里的消息一天上百条，有人发照片，有人发链接，有人说今天去采血了。何秀兰把群置顶，夜里十一点还要看一眼。有人问她孩子多大，她说，2004年生的，2008年丢的。对方说，跟我家的差不多。她说，是。对方说，找着了记得说一声。她说，中。这个“中”字她打得很慢，打错了两回，删了重来。
那年夏天，周桂芳从淮南来看她。两个人坐在小屋门口，一人一把小板凳，面前放着一盆毛豆。周桂芳说，她儿子有线索了，河北一个县，有个孩子，年龄、长相都对。她说着说着就哭，说要是真的，她就把房子卖了，去那边租房陪着。何秀兰问，孩子愿不愿意认你。周桂芳愣了一下，说，不知道。何秀兰说，你先别卖房，先见着人再说。周桂芳点头，剥了一颗毛豆，放在嘴里，嚼了半天。
过了两个月，周桂芳的儿子真找到了。孩子被卖到河北，养父母家条件一般，对他不好也不坏。周桂芳去认亲，何秀兰陪她到火车站。她以为周桂芳会高兴得说不出话。周桂芳下了车，见到儿子，扑过去抱他。男孩十七岁，个子比她高，站在那里没有伸手。周桂芳哭着叫他小名。他等了一会儿，说，阿姨，我不记得你。这句话何秀兰站在后面听见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周桂芳的手停在半空，后来慢慢放下来，说，没事，没事，妈不逼你。
那天晚上，周桂芳在旅馆里哭了一夜。何秀兰陪着她，给她倒水，给她擦脸。周桂芳说，我以为找着就好了。何秀兰说，找着是第一步。周桂芳问她，你怕不怕。何秀兰想了想，说，怕。她怕自己当年那句话——找回孩子就是团圆——原来是假的。可是她又觉得，怕也得找。人只要活着，总得往前看一眼。
2017年冬天，陈桂香病了。起初是胃不舒服，吃不下饭，她不肯去医院，说老毛病。何秀兰回娘家，看见母亲的脸黄得像一张旧纸，硬拉着她去了县医院。检查做了三天，最后医生把何秀兰叫到走廊，说，情况不太好，得做好心理准备。何秀兰站在走廊里，手里的检查单捏成一团。她问，还能治多久。医生说了个数字，她没听清，又问了一遍。医生说，半年到一年。
陈桂香倒是比她平静。出院那天，她坐在三轮车后面，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。她对何秀兰说，秀兰，我活了七十多，够了。何秀兰说，娘，你别胡说。陈桂香说，我不是胡说。我这辈子就牵挂你一个。你要是能找到豆豆，就告诉我一声；要是找不到，也别一个人硬扛。何秀兰说，我记住了。陈桂香说，你别光记着，得做。
母亲病重的最后几个月，何秀兰把小屋门关了一半，白天回去照顾，晚上回县城接活。她在两个家之间来回跑，摩托车的轮胎换了两条。陈桂香吃不下饭，她就熬小米粥，一勺一勺喂。母亲睡着时，她坐在床边做针线。陈桂香醒来，看见她在缝衣服，问，又给豆豆做。她说，嗯。母亲说，做吧，做到我走也没事。她低头继续缝，针扎在手上，冒出一颗血珠，她也没停。
2018年三月，陈桂香走了。走之前那天晚上，她抓住何秀兰的手，说了一句：别再一个人去山上了。何秀兰问，哪座山。母亲没有回答，眼睛望着窗外。窗外有一棵桐树，花还没开。第二天早上，何秀兰给她擦脸，发现她手心已经凉了。她坐在床边，没有大声哭，只把母亲的手放在自己脸上，放了很久。
母亲下葬以后，何秀兰把她那把旧剪刀带回了县城。剪刀是铁匠打的，刃口缺了一块。她把它放在缝纫机抽屉里，和娘的顶针放在一起。有时候剪线头，她会顺手拿那把旧剪刀，剪完再放回去。王姐看见，说，这剪刀该换了。何秀兰说，不换。王姐看她一眼，不再说。
2018年夏天，何秀兰开始学着拍视频。不是发给别人，是拍给自己看。她把手机架在案板上，录自己缝一条裤子，从裁布、锁边到熨平，录了两个钟头，最后忘了按停止键，手机没电了。她重新充上电，打开视频，看见自己低着头，肩膀一上一下，机器声轧轧轧。她看了半分钟，觉得难看，想删掉，最后没删。她把视频存进一个文件夹，名字叫“证据”。她说不清是给谁留的证据，也许给自己，也许给以后回来的孩子。
2019年春天，县里的民警又采了一次血，说数据库升级，要补全信息。何秀兰已经习惯了。她把袖子卷起来，看着针扎进血管。护士问她，怕不怕。她说，不怕。这点疼不算啥。采完血，她坐在医院门口的长椅上，太阳很好。她想起2008年那天早上，豆豆在门口玩铁皮卡车，前轮空转，她喊他回来吃饭。那是她最后一次喊他。她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，心里像有一条很长的线，从2008年一直拉到今天，线没有断，只是越来越细。
那年秋天，何秀兰跟着周桂芳去了一趟北京。两个人想去看一个寻亲活动。火车上，周桂芳给她看儿子的照片。儿子还是不肯叫她妈，但每个月会给她发一条消息，问她身体好不好。周桂芳说，这样也行。何秀兰说，行。她们在天安门广场边上走了一圈，照了一张合影。照片里何秀兰站得很直，周桂芳笑得眼角都是纹。回来以后，何秀兰把照片贴在墙上。她看着照片里的自己，忽然觉得，这些年她没有白活。她把孩子丢了，也把自己的日子一点点捡了回来。
这一年2月4日，立春，她给自己煮了一个鸡蛋。从前豆豆过生日，她都给煮鸡蛋，红的，用红纸捻的染料。这回她给自己煮了一个，白的。她站在门口剥了，蘸着一点酱油吃了。吃完了，她把蛋壳撮在手心里，攥了一会儿。
几个月后，县医院的护士打电话来，说她的血样信息重新核对过，没有问题。何秀兰问，那就有希望了。护士说，只能等。她说，我等。她把这句话说得平平常常，像在说等一锅水开。挂了电话，她去案板上继续缝一件校服。针走到袖口时，她忽然停下来，抬头看窗外。窗外有棵梧桐，叶子刚长出来，薄薄的，风一吹就翻面。她想起1998年自己刚学裁缝的时候，娘说，做衣服最要紧的是留缝头。人这一辈子也得留缝头，不然一件事就把自己绷死了。她重新低下头，把袖口缝完。缝头留得比平时宽了一点。她把衣服翻到正面，抖了抖，线头藏在里面，外面看不出。后来她一直记着这句话。找孩子的事还长，得给自己留一点缝头，才能一针一针往下走。
那年夏天，周桂芳的儿子找到以后，群里的头像很久没有亮。何秀兰给她打电话，问她过得咋样。周桂芳说，孩子不肯回来，她也不敢逼。何秀兰问，那你后悔找吗。周桂芳沉默了很久，说，不后悔。何秀兰说，我也不后悔。两个人隔着电话笑了一下，笑得很短。挂了电话，何秀兰把手机放在案板上，继续缝一件校服。她把袖口锁好，翻过来检查线头。线头都藏住了。她想起周桂芳说的那句“不后悔”，觉得这三个字像一块压舱石。以后无论孩子认不认，她都不后悔找过。她把手里的校服叠好，放在一边，去灶上烧水。水开时，她给陈阳发了一条消息，只有一个字：忙。
那年冬天，何秀兰摊上一场感冒，烧到三十九度。她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浑身发冷，还是撑着给陈阳回消息，说没事。王姐来送面，发现她烧得厉害，硬把她拉到诊所。输了两瓶液，何秀兰的汗把枕头都打湿了。她醒来问王姐，几点了。王姐说，晚上八点。她第一句话是，陈阳今天没给我打电话。王姐说，你都这样了还想着他。她说，怕他打不通。王姐把手机递给她，她看见上面有三个未接来电，都是陈阳。她回拨过去，陈阳接得很快，问她怎么才接。何秀兰说，睡了一会儿。陈阳问，你是不是病了。她说，有点感冒，已经打针了。陈阳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你以后别一个人硬扛。她说，知道。挂了电话，她看着诊所天花板上的吊瓶，心里却比刚才暖。
病好以后，何秀兰在门口放了一把旧椅子。她干活累了就坐一会儿，看看巷子里的人。冬天有太阳的时候，她把手伸出去晒。她的手裂得厉害，晒一会儿就痒。她想起豆豆小时候也爱在门口晒太阳，晒着晒着就睡着了，脸贴在膝盖上。她把这个念头写进本子，写完又觉得太细，撕了。后来她不再撕。她开始把每一个想起豆豆的瞬间都写下来，哪怕只有一句：今天看见一个穿红毛衣的小男孩。她怕自己老了以后，连这些细节也想不起来。本子越写越厚，压在缝纫机下面，像一块看不见的底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