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年，秀兰商店只开半边门。货架上的东西卖完一样少一样，冰柜停了电，成了个装杂物的柜子。何秀兰白天出去，晚上缝活。谁家要条裤子、换个拉链，都来找她；她收钱收得便宜，活做得比从前还细。人家问，秀兰你咋了。她说没啥。镇上人都知道是咋回事，倒也没人再问。
正月里，方家吃一顿团圆饭，方德海他大姐方德英来了。饭桌上人多，谁都不提那件事，可那件事就坐在桌子正中，谁也绕不开。方德英喝了口水，说了句，娘，那天你要是不进屋倒水……
话没说完，桌上没人接。奶奶把筷子放下，起身出去了。
夜里何秀兰出去倒水，看见井台边上有人。奶奶蹲在那儿，就着一盆凉水刷一双小布鞋。那双鞋是豆豆去年秋天穿的，早就干了，她又刷，刷完晾，晾完收，过两天再刷。何秀兰站在黑地里看了一会儿，没过去。她心里有个地方是空的，也有个地方是硬的。她没替婆婆说句话，也没怪婆婆。她就是站着，后来回屋了。
开春以后，何秀兰去县城复印店印寻人启事。照片翻出的是2008年正月十五灯会上照的，豆豆举着一团棉花糖，牙都笑出来了。排字的是店老板，一边敲键盘一边念：男，2004年2月4日生，2008年11月19日在临河县城关镇走失，身高一米零五，右耳后有一道疤痕，知情者请联系……后面是家里座机和方德海的手机号。老板说，要印多少。她说，先印两千张。付钱的时候，老板把零头抹了，说，大姐，慢慢找。
浆糊是拿面粉熬的，熬好灌进玻璃瓶，揣怀里，凉了再回去热。她和方德海分了工：他骑车跑公路沿线的大镇，她在县城里贴。车站、菜市场、桥洞、厕所外头、电杆。冬天的电线杆冰手，她把纸按上去，用袖子抹平。贴完这一圈，过几天来看，有的被后贴的广告盖住了，有的让人撕了半边。她就把新的补上去，把人家的小广告往里挪两寸。时间长了，她学会认纸，也学会认人：有人当着她的面撕，她也不吵，等人家走了再贴一张。
有一次她贴到药铺门口，李家媳妇出来，说秀兰你别贴到我家门上。何秀兰说，对不住。李家媳妇说，街里街坊的，我帮你看着，谁要撕我拦着。何秀兰说，那谢谢。两个女人站在那儿，前一刻还在说门，后一刻都说不出话了。
那年三月，家里座机接过一个电话。男的声音很急，说你家的娃在我手上，想要人拿两万来。方德海按人说的去了阜阳，在汽车站从上午坐到天黑，人没来，电话打回去，关机。报了案，民警说，这种电话一年有几百个，专挑寻人启事上的号码打。何秀兰从那天起拿一个小学生作业本，记每一个电话，时间、号码、说的什么。她记了十几年。后来那些本子装了半个抽屉。骗子、好心人、胡说八道的、喝多了的，都上头。
2010年春天，商丘过来一条线索。有个村子的人说，去年从外地抱回来一个男孩，岁数差不多。何秀兰和方德海坐了四个钟头长途车去。见了那个孩子，黑黑瘦瘦，眼睛大，见了生人往门后躲。抱他的那家人态度也好，把孩子领出来给他们看。何秀兰蹲下去，拉过那孩子的手，翻来覆去看了看，又轻轻撩开他右耳朵后面的头发。
没有疤。
回来的长途车上，她一句话也没说。车过一个镇子，她看见路边有个卖糖人的，忽然起身叫司机停车，下去买了一袋水果糖，隔着车窗递给了村口一个不认识的孩子。方德海看着她，什么也没问。车开出去好远，他才说，秀兰，以后有线索我先去，你别跟了。
她说，不行。
2009年腊月，她给豆豆做了第一件衣裳。
是件小棉袄，藏蓝布面，里面絮了晴纶棉，领子里衬了一圈绒。她算着日子做，一天做一点，袖口收得慢，针脚密得像芝麻。做完，用烙铁隔着湿布熨平，叠成方块，包进一张报纸，放进床底的樟木箱。
那件棉袄他穿着应该是一百二十码的。她裁的时候在心里量：五岁十个月的孩子，得比去年高六公分，肩宽四指。她量过邻居家同岁的孩子，量了三回，回头又觉得那孩子长得慢，不算数。
除夕那晚，方德海半夜起来喝水，看见她坐在灯下，给那件棉袄锁扣眼，一针一针，像在缝什么别的东西。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没进来。
再后来是车站。
阜阳火车站站前广场，他们举一块纸牌子，上面贴着照片。保安来赶过两回，说影响市容。他们挪到边上去，接着举。广场西头常年有几个等活的人，扛着编织袋，睡了就枕着袋子。有个扫地的老崔，六十多，见他们来得多了，主动帮他们看：差不多的孩子，他都会多瞅两眼，瞅完摇摇头。
在那儿他们认得一个河南人老高，找女儿的。女儿叫高蔓，2007年在东莞一个厂门口不见的，那年十四。老高说，闺女大了，不像小娃好找，可再大的闺女也是闺女。他给何秀兰看过一张一寸照片，磨得起毛，用透明胶粘了两层。2009年冬天，老高还来。2010年冬天，他说线索到了南边，要去一趟。再往后，电话先是关机，后来成了空号。
何秀兰把老高的号码留着，一直留着，很多年。她总想着说不定哪天他能响一声，说找着了。
2009年夏天，镇上开始修路。老菜市南头那截土路要挖开，埋下水管。工人们把电线杆一根根扶正，何秀兰原先贴的寻人启事被压在最底下。她每天去看一眼，看见纸角露出来，就拿小刀把新压上去的广告裁开，重新糊自己的。工人笑她，说大姐，这路修完还得贴。她说，我先贴着，你们修你们的。工人们后来见她来，主动给她让出一小块墙面。
她慢慢认得了县城里几个和她一样的人。一个卖鞋垫的女人，男人早年走失，脑子有毛病；一个开三轮的老师傅，女儿在外地打工后断了联系；还有一个姓吴的男人，儿子在1998年丢了，已经找了十一年。吴师傅在汽车站门口摆摊卖茶叶蛋，见人就递一张寻人卡片。何秀兰第一次见他，他把卡片塞到她手里，说，别扔，背面有网址。何秀兰不识网址，回家问何磊。何磊给她打开，页面上密密麻麻全是孩子的照片。她看见那些照片，坐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她让何磊把自己的信息也录上去。名字、生日、走失地点、特征，填了半个钟头。到最后一项“照片”，何磊把灯会的照片扫描进去。何秀兰盯着那张脸，觉得比原来模糊了，又觉得更清楚了。
她把寻人启事贴到了更远的地方。县城、阜阳、亳州、商丘，凡是班车能到的地方，她都去。方德海跑西边，她跑东边。两个人各带一摞纸，一瓶浆糊，一盒名片。她出门前会在布包里放两个馒头、一壶水，天黑前舍不得住旅馆，就坐在车站候车室里等早班车。有一回她在候车室睡着了，醒来时布包被人割了一道口子，里面的零钱没了，寻人启事还在。她把纸抱在怀里，心里竟然有点庆幸。
2009年秋天，镇上赶集，来了个摆摊算命的瞎子。有人围过去，问他能不能算走失的孩子在哪个方向。瞎子捏着手指，说，往东南，水边。围观的人一片哗然。何秀兰站在外头，没进去。方德海那天不在家，回来后听人说了，第二天就去了东南边的几个水乡。何秀兰没拦。她知道他需要一个方向。三天后他回来，脚上起了泡，什么也没找到。她把热水端到他面前，说，以后别信这个。他说，我不是信，我是没地方去。她坐下来，说，有地方去。你往哪儿去，我都跟着。
也是那一年，他们第一次接到骗子的电话。那人说孩子在他手上，开口就要两万。方德海抱着钱去了阜阳，在车站坐了整整一天。中间人没有出现，电话最后关机。方德海回来的时候，脸晒得脱了皮，坐在门槛上，一根接一根抽烟。何秀兰问，见着人了没有。他说，没有。她把他的烟拿下来，说，吃饭。他不动。她把饭端到门槛上，坐在旁边陪他。两个人都没吃，饭渐渐凉了。第二天，何秀兰把那个号码写进本子里，在“骗子”两个字后面画了个圈。她自己也不知道圈是什么意思，只是记下来，像在给每一条死路做一个标记。
2009年腊月，她第一次给豆豆做棉袄。那是一件藏蓝色的小棉袄，里面絮了晴纶棉，领子衬了一圈绒。她做得很慢，袖口收得慢，针脚密得像芝麻。做完的那一刻，她把衣服提起来，在灯下看。衣服小得像个玩具。她忽然想到，豆豆走的时候四岁九个月，一年过去，应该五岁多了。她把衣服放在自己身前比了比，衣服到腰下一点。她想象他穿上，袖子应该正好。她把衣服叠起来，用报纸包好，塞进樟木箱。那天夜里，箱子底下多了一件衣服，家里少了一个人，屋里并没有变小多少，只是更安静了。
2010年春天，县城来了个电视台记者，说要拍一个打拐专题。记者找到何秀兰，问她愿不愿意出镜。她说，能帮我找孩子吗。记者说，尽量。拍摄那天，记者让她坐在缝纫机前，手里拿着豆豆的照片。灯光打在脸上，她不知道眼睛看哪里。记者说，你就当跟孩子说话。她对着镜头说，豆豆，妈在这儿。说完这一句，她说不下去了。记者关了机器，说休息一下。她从凳子上站起来，走到门外，站了很久。后来那期节目播了，画面里的她只出现了十几秒。镇上好多人看见了，来店里问她。她说，是我。大家说，电视台都播了，肯定能找着。她笑着点头，晚上却把电视关了。她知道十几秒的时间，换不来一个孩子。
那年夏天，方德海和她吵过一次。不是为线索，也不是为钱，是为一张照片。方德海想把豆豆的照片从柜台玻璃底下拿出来，说看着难受。何秀兰不同意。她说，玻璃底下压着，客人来了能看见，能帮着问。方德海说，这么多年了，谁还问。她说，只要我不死，就有人问。方德海把杯子往桌上一顿，水洒了出来。两个人瞪着眼，谁也没再说话。晚上方德海睡在货架后面的小床上，何秀兰守着柜台。半夜她听见他在那边翻身，床板吱呀响。她想叫他一声，最后没叫。第二天早上，她还是把照片放回玻璃底下，擦了擦玻璃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2010年秋天，陈桂香来看女儿。她带来一篮子鸡蛋，还有一包晒干的槐花。母女俩坐在门口择菜。陈桂香问，德海呢。何秀兰说，去县里了。陈桂香说，他还跑。何秀兰嗯了一声。陈桂香择着菜，忽然说，秀兰，你不要把命搭进去。何秀兰说，娘，我不跑，我坐不住。陈桂香说，坐不住也得坐。人得吃饭，得睡觉，得把自己养住。何秀兰说，我知道。她知道，但她做不到。陈桂香在这儿住了三天，帮她把衣服洗了，把米缸填满，走的时候把二百块钱塞在枕头底下。何秀兰发现的时候，班车已经走了。她拿着那二百块钱，站在门口，忽然觉得母亲也老了。
那年冬天，县里组织了一次认亲大会。会场借的是县一中的礼堂，台上贴着红布，下面坐着几十个家长。每个人手里举着一张照片或一块纸牌。主持人拿着名单，一个一个念。念到谁，谁就站起来，说孩子的名字、年龄、走失时间。有的家长说着说着就哭了，有的家长把照片举得很高。何秀兰坐在第三排，轮到她时，她站起来，说，我儿子叫方远，小名豆豆，2004年2月4日生，2008年11月19日在临河县城关镇老菜市走失，右耳后有一道疤。她说完，台下有人回头看她。她把照片举过头顶，站了十几秒。主持人说，谢谢。她坐下，照片没有放下来，举了一整场。
会后有一个男人来找她，说在河北邢台见过一个孩子，样子像。她问，多大。男人说，六七岁。她问，叫什么。男人说，不知道。那天她和方德海跟着男人去了邢台。到了一看，是个男孩，圆脸，右耳后没有疤，家里有父母。男人说是误会。方德海当场要发火，何秀兰拉住他。她给那家人赔了不是，又坐夜车回来。车里没有座位，夫妻俩站在过道上。方德海问她累不累。她说，不累。其实她的腿已经肿了，鞋里全是汗。她把头靠在车窗上，看着外面黑黢黢的田地，忽然想起娘说过的话。人得吃饭，得睡觉，得把自己养住。她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今天回去就吃饭，明天再找。可到了家，她还是先去看柜子里的照片，再去做饭。
2010年冬天，赵民警打了电话来，说全国建了个打拐DNA库，让去县医院采个血，不要钱。她问，这能管用？赵民警在那头顿了顿，说，不敢跟你保证。采血的时候，护士扎了手指，说按五分钟。她盯着那根细管子，看自己暗红的血顺管壁下去。她心里想，这里头，有他一半。
从医院出来，风大。方德海在门口抽烟，见她出来，把烟摁了，问，疼不疼。
她说，不疼。
回家的公交车上，何秀兰一直用拇指按着针眼。窗外是收割后的田地，麦茬一排一排，像人剃短了的头发。方德海坐在她旁边，过了半天才说，秀兰，采了血也不一定马上有结果。她说，我知道。他说，你别天天想这个。她说，我没天天想。其实她心里算过，如果数据库里真有孩子的信息，电脑一对就能对上；如果没有，就要等。她不问等技术的事，她怕一问，那点希望就漏出去。车到镇口，她站起来，针眼上的棉签掉了。她弯腰去捡，方德海先捡起来，捏在手里。她说，扔了吧。他说，别乱扔。他一直捏到下车，扔进站牌边的垃圾桶。
那支棉签落进垃圾桶以后，何秀兰回头看了一眼。风把垃圾桶上方的塑料袋吹得鼓起来，又瘪下去。她把手插进袖子里，跟方德海往家走。走到街口，她忽然说，德海，你说电脑真能认出来吗。方德海说，能吧。她说，那为啥还不认。方德海想了想，说，孩子也得先采血。她没再问。回到家，她把采血回执夹进本子，在日期后面画了一个小圈。她不知道这个圈要等多久才会变成一行结果，但她决定等。那天夜里，她把豆豆的小布鞋从箱子里拿出来，放在枕边。鞋底是硬的，摸上去像一块晒干的泥。她摸着鞋底睡了一会儿，又醒过来，把鞋放回箱子。她怕自己把鞋压坏了，也怕孩子回来时看见一双新的，以为她早就不等他。